在最艰难的时期，梅汝璈对海明誓：“若不能严惩战犯，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，惟蹈海而死，以谢国人。”
年过古稀的梅小璈向记者讲述父亲梅汝璈不平凡的一生时，脑海里总浮现着父亲为东京审判熬白头发的模样。
20世纪50年代，梅汝璈与儿子梅小璈（前左）、女儿梅小侃（前右）合影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
1904年，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。虽然家境不错，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，年幼的梅汝璈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，边劳作边苦读。1916年，少年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。1924年，他赴美深造，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、芝加哥大学，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
在梅小璈看来，父亲那代留学生在海外尤为不易，他们必须付出加倍努力，才能赢得尊重。
1929年，梅汝璈学成归国，先后在山西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复旦大学任教，讲授英美法、政治学、国际私法等课程。抗战期间，梅汝璈坚守教育岗位，不仅传授法律知识，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、知耻辱的中国人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，美、中、英、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。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赴东京参与审判，是该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国人。
梅汝璈（左二）在东京审判现场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
史料记载，在开启这一正义审判之际，梅汝璈曾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：“中国受日本侵略最猛烈，抗战时间最久，付出牺牲最大！”他认为，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，便没有东京审判，法庭上各国法官的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。
据梅小璈讲述，东京审判期间，父亲面临巨大压力。作为中国籍法官，梅汝璈既要恪守法官中立原则，又要维护民族利益。“作为当时‘四万万同胞’之一，父亲的情感与诉求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一样的——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
梅汝璈与出庭的中国同事一道，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。他常在休庭期间与其他法官深入交流，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。
历经818次开庭，1948年11月12日，东京审判落幕。但最终判决结果让梅汝璈留下诸多遗憾：28名甲级战犯中，除2人病故外，仅7人被判死刑，16人获终身监禁（后大多获假释），1人判20年监禁，最轻者仅获刑7年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全身而退，完全逃脱法律制裁。
“回国时，父亲也不过只有44岁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。”梅小璈说，在法官席位之争、起草判决书、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，他尽全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梅汝璈投身我国外交事业与法制建设，担任外交部顾问、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、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着手撰写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一书，却未能完成。
20世纪80年代，梅小璈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捆为每页400格的稿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东京审判的珍贵细节。这些手稿内容极为丰富，从法庭组建过程到甲级战犯名单确定，从法官座次之争到法庭内部运作机制，事无巨细地记载了这场“世纪审判”的方方面面。这就是梅汝璈所著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一书前四章的原始手稿。
2025年8月，梅小璈在阅读父亲梅汝璈所著书籍《东京大审判—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》。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 摄
80年过去，东京审判开庭时的威仪仍在。在梅家后代心中，更牢牢铭记下梅汝璈法官的一段记述：“我不是复仇主义者，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，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，我相信，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”
这段掷地有声的话语，既是梅汝璈对历史的深刻感悟，更是他对后辈们的殷殷嘱托与精神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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